◎灯下走笔

　　今年9月1日，一部新法诞生——《国歌法》。为国歌立法，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尤其对中国来说，更为特别。

　　最近有一部国产电影，创造了全球票房之最，接近60亿元人民币，这部电影就是《战狼2》。电影很精彩，科技特技全都用上，完全可以比拼好莱坞。电影中最大的元素，就是“中国”二字。什么意思？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国家强大了，中国人在国外不受欺负了。

　　然而，70多年前，中国人连起码的人格都没有。那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区区小日寇，竟然踏破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大多数人，都选择当亡国奴。国民政府，也在苟且偷生。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无用是书生”。可是，一个叫田汉的书生，一个叫聂耳的青年，却“以文为刀”“以曲为剑”，共同谱写了一曲《义勇军进行曲》，挥洒心中的怒火，唤醒沉睡的灵魂。中国人，不能这样死！

　　你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日本鬼子被打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光阴如箭，岁月如歌。中国国歌，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痛苦的过程。一首好歌，是有生命力的。而国歌，更是用血肉和灵魂，来丰富来演绎。中国国歌，也如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国歌一样，充满沧桑，充满传奇。

　　中国历代帝王没有国歌概念。清朝时期，中国人到外国去购买军舰，在举行接收仪式的时候，按礼仪要演奏中国国歌，但是没有国歌怎么办，英国人居然随手拈来一首西方的古老民歌代替演奏中国国歌。

　　大清王朝被列强武力打开国门后，国歌才逐渐开始出现。1880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作为清政府驻英国大使，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于是拟了一首大清的国歌《普天乐》并上奏朝廷，却没有得到批准。虽然这首歌在海外私自被演奏当做了国歌，但是也经常受到外国人的批评，因为它的节奏实在是太缓慢了。

　　又经过16年后，清国权臣李鸿章，在访问西欧诸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又遭遇了没有国歌的尴尬。于是，他就用了一首七绝古诗作为国歌的歌词充数：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后人称之为《李中堂乐》，但清政府还是没有正式使用。

　　1911年10月4日，中国终于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国歌，这也是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内容的一部分，歌名叫做《巩金瓯》，歌词是文言文。不过就在《巩金瓯》作为国歌颁布六天后，武昌起义爆发了，一年后，清朝就灭亡了。于是，有人戏称《巩金瓯》是“丧曲”，它没有巩固而是破坏了金瓯。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五旗共和歌》，这首歌歌词是白话文。第一句“亚东开化中国早”，也体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词中体现了民国共和的理想，最后一句则是“世界和平永保”。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在1915年，把国歌换成了《中国雄立宇宙间》，不提民国，只提中国。同年，袁世凯当上了皇帝，又把歌词里的“共和五族”四个字，换成了“熏挔揖让”，共和理想从此在国歌中寂灭了。以后，随着袁氏天下的崩溃，国歌又再另行更换。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八一三”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中华大地，到处燃烧反抗的烈火，到处响起反抗的声音。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这是田汉先生1935年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一经传唱，全国轰动。一时，《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刀枪，成了大炮，成了杀向敌人的利剑。国民革命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听后十分喜爱，并迅即将其定为该师的军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义勇军进行曲》其影响，更远远超出了中国。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亦被作为代表中国的进行曲演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的。此时，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全国政协首届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当时也有人认为，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此歌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应该改掉。周恩来当即指出，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最后，毛泽东主席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也表示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一唱就是17年。

　　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迫害，被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并于1968年含冤去世，连骨灰也没有留下。田汉遭难，他作词的歌曲当然不能再唱了，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时也只是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最后确定由李焕之等配的新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改定国歌歌词后，社会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的“结论”被推翻，田汉得到了昭雪平反。此时著名作家陈登科在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然而，这一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历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