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法不足以自行,良法还需善治。笔者撷取几则法治故事,虽似萤光,却如星火,让人们看到了燎原的希望。 “范叔”学车二十载 上世纪90年代,社会驾校刚刚兴起,一位亲戚四十余岁,中学语文老师,在老家报名学车。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依然没过,依然在学。 家里人调侃他为“范叔”学车,意比范进中举还难。在那种“马路杀手”批量生产的年代,水平比他差得远的都考过了,独他不过。于是,家里人纷纷给他出主意:给教练、考官送烟,请吃饭,送小红包……诸如此类,但都被他回绝:如果不送礼就考不过,那么我就将考试进行到底。 近二十年过去了,“范叔”已退休但还在学车,学费差不多可以在县城买套房子了。家里人以为他脑子有问题,要我这位大学老师、律师去开他的窍,结束他的烧钱行为。我选好了一个和他乘凉独处的时机,想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谈,以不辱使命地劝他结束学车。 他冷冷地回应:“你也认为我脑子有毛病?我只是想看看不送一支烟,凭我自身的水平,这个驾照能不能考下来。” 在那个溽热难耐的夏夜,我的心被震动了——眼前这位“范叔”,像极了那个独自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人寂寞地挑战人情世故的潜规则。我又想到了谭嗣同,为了变法,杀身成仁,用鲜血去唤醒蒙塞未开的民智。 中国的法治需要千千万万的“范叔”。如果每个人不是把法治看成高悬云端的宏大叙事,而是主动让自己的日常行为接受法律的规矩绳墨,潜规则自然难有市场,如此,法治也才有昌明之日。 旷课道歉成“网红” 2016年3月初,媒体报道山东师范大学74岁老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返聘回校任教,为自己看错课表旷课向学生道歉,他自觉“羞愧难当,无可弥补”,并申请自罚停发补贴。 始料未及的是,王万森因为这一事件,突然成为了被人们广为讨论的“网红”。 这是为何?很多人犯了错误,习惯于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摆平”或掩盖。王教授却主动不原谅自己,其谦卑和坦诚在当下殊为可贵。 巧的是,就在王教授成为“网红”之前,相似的事情在我同学身上也发生了。他在一所大学任教,旷课后同样羞愧难当。他想,自己是学法律的,又是个兼职律师,懂得职责与责任的关系,于是向学校教务部门提交了教学事故说明,主动请求学校按规章制度给予处分。 然而,就在他坦然静候处分的过程中,系部领导的“关心”来了。领导告诫两点:一是出了教学事故会影响他专业技术职称的晋级晋职;二是会影响学校对系部的考核评优评先和二次分配,进而影响全系部老师的利益,因此,必须想办法把这件事抹平。 一人事小,影响系部全体同事那就事大了。接下来,去找相关领导态度诚恳地道歉认错,请求制度外开恩不以教学事故处理,使事故止于知情者、消弭于无声中。“哎——”,同学一声叹息。 在国家走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每个单位的规章制度都如此,把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其负外部性会远胜于正外部性。社会“关系化”会日愈积重难返,人们的法治信仰培养不足,而消解有余。 从找人到找法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发言,把中国“求人”这一话题提到了人民大会堂庙堂之高。他痛陈: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当今国人,几乎人人家家都有一部“求人史”。他言语切中时弊,引起了全场委员的强烈共鸣。 中国式求人,由来已久,人人参与其中,人人熟视无睹。然而,这一情况正在悄然改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他在2014年1月7日发表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讲话中指出,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他引用卢梭的话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治中国建设恰如习近平所说,要“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也是法治中国的第一要务,即彻底改变人的观念,而不是一时一事地依法办事。如此,中国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到那时,诸如“范叔”学车等弥足珍贵的法治标本,不再是“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而是“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