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又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来到。
　　
　　前几天闲暇的时候整理办公室抽屉，翻出了很多旧照片，照片记下了兵团监狱走过的34个春夏秋冬，油然而生一种无与伦比的沧桑，更多的是自豪。
　　
　　有段时间没有去过基层了，这些日子兵团监狱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开始，到住在60公里开外的50团夏河我的维吾尔族亲戚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路过我的原单位兵团第三师五十团，更加怀旧起来。
　　
　　团里有个叫东方红的地方，大沙包起伏连绵，胡杨树千年不老，这里，静穆肃寂，长眠着一代又一代军垦战士，五十多位为了共和国的监狱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监狱民警的英灵。前些年，团里只有12个连队，人们习惯地称这里是“13连”。每每路过“13连”都会想起他……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一个老民警裴明孔。
　　
　　二十年前，大约在冬季，老裴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年仅54岁的生命。他离开我们这个队伍许久了，我一直想给他写点什么，但觉得不好写。可不写，心里又憋得慌。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英雄事迹，可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淡忘。
　　
　　有不少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认识他的人都习惯地叫他老裴，叫老裴大概是两个意思，一是他年龄大，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的民警占绝大多数；二是老裴太老实，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闰土，过早的苍老，七尺的汉子，长长的黑脸，黑得有的小孩都不敢看他，一看到就害怕的跑了。他的黑不是天生的，而是每天工作时晒黑的。老裴平时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苦干，为此也遭到一些人的不屑。因为是老乡的缘故，我是十分敬重他的，一直把他看做一个长辈，一个好人。
　　
　　我从部队转业，培训上班分到中队时，他是中队长，干起力气活年轻人与他比都是忘尘莫及，岁月在他黑黑的脸上过早的刻下了一道道痕迹。
　　
　　有一天，老裴的女儿到了中队找他说，几个月了，家里好多事要他回去一趟，老裴拍打着瘦弱娇小的女儿身上的灰土，眼睛湿湿的，点了点头同意了。顺便对在一边的我说“小老乡我们一起回家去坐坐”。自行车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路上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一个很远的连队。篱笆园子里堆着好多包谷棒子，十多只羊在吃着干草。干打垒的房子，室内一张吃饭桌，四个条凳，四张自己用木板拼的床，墙壁四周都是用报纸糊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一个很高的四条腿的架子上。家里三女一儿，都在上学，老伴没有工作，负责一日三顿饭。那天，我吃了三碗哨子面，天黑时，我骑着单车，心情沉重的回到中队。
　　
　　两年后，我调到监狱机关工作见老裴的机会少了，有时住在中队，也很少看到他。熄灯时，他找服刑人员谈完话，背着手回到宿舍便睡了。后来，中队发展了，民警的住房条件也改善了，生活也好了。那时，仍然有好多人说他太老实，也不想着给自己家里盖房子，笨死了。我在心里想，如果老裴精神活络，他就不是老裴了。说他笨的人，不知受到过老裴的多少关心和帮助。那个小年轻民警家中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裴。
　　
　　老裴一直生活艰朴，从来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不抽罪犯的一支烟，连五毛钱一盒的“天池”烟也舍不得抽，卷了一辈子的莫合烟，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兵团人。
　　
　　一九九四年初，老裴在中队发烧不退，连续咳嗽，被政委发现送到喀什第三师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晚期。回到五十团医院的那天，我们很多人去看望他，他身体瘦弱的像个小孩一样蜷曲在被子里，我把麦乳精倒在碗里用水充好，用小调羹喂到他苍白的嘴里半小勺，他嘴唇动了动，便流到了嘴外。监狱长把一级警督的警衔挂在他衣领上时，他吃力的笑了笑。我们离开病房时，他低声的说：“中队的果园里还缺八九颗树苗，开春了补上。”大家都深情庄重的点了点头。
　　
　　送葬的那天，我又看到了老裴，他跟睡着了一样，只是脸色更黑了，嘴巴张开着好像要说很多话，警帽戴在他头上明显大了，帽徽和领花闪闪发光。很少流泪的我，用手纸不断的擦着眼睛，我心痛，甚至流血，真的怎么了，好人为啥命不长。
　　
　　哭声中看到了老裴的老伴，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已苍老了许多，她肝肠寸断，哭的死去活来，直往老裴的棺材上扑，好多女人们把她拉了一把又一把。几个子女们好像流干了泪，呆呆的愣在那里。我在想，他们今后的上学怎么办？
　　
　　追悼会上，监狱政委说，老裴领导的中队连续实现无逃跑、无非正常死亡、无事故、无案件、无民警违纪，多次被评为先进中队，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我回过神来，分明地看到老裴的身影高大起来了，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朽。